首先，公安机关所承担的国内安全保卫（以下简称国保）职能，应当彻底剥离出去，使其转化为国家安全机关的管理职能。

[19]在千叶正士的官方法、非官方法、法律原理之三层结构法律多元理论中，法律原理是指在确立、论证和指导官方法与非官方法中，与官方法和非官方法具体相关的价值和理想体系;一个国家的法律原理是它同样论证和指导的该国官方法与非官方法的基础。民间法、习惯法在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法，但在为国家立法和司法提供法学理论——也是最纯粹的法学理论的规范法学意义上，民间法习惯法并不是法，只能称之为与国家立法或司法活动发生交互关系的社会规范。

如果想要知道法律是什么，便应在‘地方化的语境中理解法律的具体内容。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哈耶克从文化进化和拓展秩序上论证了民间规范为何更注重守成：在逻辑上、心理上和时间上，本能比习俗更久远，习俗又比理性更久远。当我们用民主化科学化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并要求地方立法时，当地方立法机关编制立法规划、公布立法计划并强调公众参与、重视专家立法咨询意见时，地方立法无一不以一个建构者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有着明显的崇商重利传统，广东称呼陌生人一律为老板。

尽管如此，这三种研究视野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更多地从与作为中央立法的国家法对应的角度来考察民间法。授权性认可是指地方立法尊重或允许某些类型的民间规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这是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为标志的，变成了整个司法领域的改革，在公检法系统全面铺开。

所以，审判公开的推进是步履艰难的。界面新闻：怎么看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实现优质法治环境的意义，怎么解读依法治国的成果？ 秦前红：在党和国家的决策里面，法治已经被提到了最重要的议程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若干重要会议、讲话，都把司法当做很重要的问题对待。观点摘要： 司法要对社会产生的争议给予一个决断，避免社会进入无序状态。所以，他没有职业发展的预期。

如果每天去炒作一个个案，每个案子都批评法官的能力不足、以权谋私，整个司法就无权威可言了。还有一个延伸的问题，有了员额制法官，司法这个职业对于社会的吸引力是下降的。

另外，法官由当地党政部门任命考察，受制于人，案件本身的公正性会有影响。过去，法院的审判是很粗糙的作业，一些基层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态度相当勉强，一副被动应付的状态。刑法应当宽严相济，更加重视刑法在社会治理体系的作用，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网络新兴犯罪等，立法应当去回应。我建议，监察机关对其进行调查，惩戒委员会对性质作出判断，最后由院长会议或者监察机关作出处理结论，这样就把外部的监督和司法自身运行的规律作了兼容性的设计。

界面新闻：监察法正式颁行后，您调研了全国十几个省市的监委，有什么结论吗，据您了解，实践效果怎么样？ 秦前红：我是一个初步性的调研。还有，信息公开需要设施、人力的投入，有些偏远地区做不到。我的判断是，一个轨迹是，刑法的立法更加精致化。国家监察法通过以来，现在有五个月了。

习总书记说过，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决权。社会普遍对司法有所期待，人民也在献计献策，集众人之力去找寻司法发展的正确路径。

司法体制改革从内到外推进 界面新闻：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司法制度恢复、重建，揭开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序幕。这场改革没有变成全党的意志、全国的意志，改革的内容也十分有限。

秦前红：不管是诉讼方式改革、庭审公开、举证责任、审判期限等方面的改革，总体是要满足一种解决争议的诉求。从现在法官员额制施行的效果来讲，一方面我通过接触各级法院的负责人，有所体会，确实员额制法官更优秀，更有资格去当一个法官，他们的待遇也有提高，这是正向的激励作用。法律的制度设计能不能达到理想的预期，需要一个观察的过程，现在时间没有给出充分的样本。比如，一个谋杀案，一场大雨把血迹冲掉了，或者在人群密集的场合，现场被破坏了。社会在期待司法提供正义时，必须接受司法正义的有限性。我的想法是，既然要去大力平反冤假错案，那就应该切割历史的包袱。

如果是制度性的原因，就不能对个人问责，否则法官队伍会产生抵触心理，找各种理由拖延案件的平反。2002年，首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举行，直到2018年被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替代。

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监察法不能全部顾及，我们需要重视监察执法中可能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现在，一个25岁的博士毕业，先进入基层法院，从书记员干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入额，因为基层法院的名额很少。

制度不可能是完美的，它必是有瑕疵的。还有，对人大代表逮捕的时候，要经过人大的批准。

我们现在讲，社会的期待，那是绝对正义。界面新闻：员额制改革后，中国法院从原有21万余名法官中遴选出12万余名员额法官。刑法有它的严厉威猛的一面，也有情感温度的一面，要不断强调刑法的人权保障，执法和司法都要符合宪法的精神。2016年，监察体制改革启动，为司法体制改革既增加了变量，又添补了内容。

界面新闻：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是设立法官纪律惩戒委员会、检察官纪律惩戒委员会等司法责任制度。比如，张氏叔侄案，他们以前有良好的工作收入，形象年轻英俊，出狱以后，媒体呈现的形象是家徒四壁，苍老、萎缩、悲切，这令人产生情感上的强大冲击，将人引入到司法何其不正义的观念里。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法官法。司法是输送正义的方式 界面新闻：2013年7月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开通运行。

如果都用舆论炒作，让个案推动正义，司法便会疲于应付，制度会呈现高度不稳定性的状态。新媒体时代，有图有真相，一个冤假错案引发舆论效应，对司法是摧毁性的打击。

正确区分好哪些由上级关注，哪些由地方处理。司法肯定要有责任制，因为不可能永远指望司法的自律，必然有一种他律的方式。界面新闻：当时推行这套制度的动因是什么？ 秦前红：是一个判断吧，司法出了一些问题，对司法的满意度不高，比如出了冤假错案，是不是地方党政干预的原因，是不是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这些举措做好了，都有助于提升法官的权威。

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在公检法系统全面铺开。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们积累了足够的样本，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可以让我们展开充分的研究，从而为中国司法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探索、研究的基础。

界面新闻：为了协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这次修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完善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机制。在中国，一个职业的法律人群体出现了，在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对规则的执行、输出方面，这个群体都要开始发挥作用。

界面新闻：1998年以来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动因是什么？ 秦前红：在我看来，原因有两个。到1990年代中后期，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重建司法规范、恢复司法秩序。